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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张鄱阳湖文学旗帜

  • 作者: 明然
  • 来源: 原创首发
  • 发表于201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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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经了三十多年狂风骤雨磨炼与考验的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时至今天,她这一路走来,在深耕细挖鄱阳湖地域文化的进程中,从来就没有忘记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与应该承担的责任,矢志不渝地继承和发展、弘扬独具其地域特质的鄱阳湖文化及其文学,并就鄱阳湖文学这一现象积极地开展文学研究。

      鄱阳湖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一地域所产生的文学现象,也就很自然地被称之为鄱阳湖文学了。故此,单纯地就鄱阳湖文学而言,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文学名词,一个文学的概念而已。但如果要让广大的人们都来认识鄱阳湖文学,让鄱阳湖文学这个概念走进千万人们的心里,这就必须要努力弘张鄱阳湖文学这面旗帜,让它在文学的王国里高高飘扬起来。

      鄱阳湖文化的内蕴肯定是以它远离现代的原始况味为特征,以地理、水文及其历史与人文的发展脉络为线索的自然与人文现象做骨架而构成的。纵观古今,鄱阳湖文化从来就不是狭隘、自私与封闭的,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审美特征,鄱阳湖文化,看似是属于地域性的,但是,它在文化上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是无比广博与宽厚的,特别是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也曾经独领风骚,引领一时的文化潮流,走在中国文化的最前沿。

      因此,鄱阳湖文学除了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也就是平常人们经常说道的“流域性”特征之外,它还有自己独具的某种精神特质,也可以说是鄱阳湖文学的精神异质。鄱阳湖人几千年来在水里岸边讨生活,除了需要战天斗地,抢种抢收那些旱涝不保的湖田湖地,搞好基本的农耕生产之外,还要出湖去渔猎,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更可怕的是,湖民们还要三年两头拼了性命地与洪水狂魔作最残酷的斗争,因此,鄱阳湖人身上那种彰显自我原始生命力的,以及从骨子里浸透出来的不屈不饶的生命激情,还有那浩瀚壮阔,沉静激扬的生命意象,孤独落寞,漂泊无依,悲苦无奈的人生凄凉与萍踪无定的恶劣生存意识,无疑是鄱阳湖文化及其文学的核心维系所在。

      如今,在文化大潮波翻浪涌、各类文艺思潮此起彼伏的时代,鄱阳湖文学勇敢地以其充分展示自我生命精神与面貌、特质的情怀,利用其自身最原始的,超凡与脱俗的纯净姿态,果敢地挺身而出,站到了时代文化的前沿。

      记得宋代诗人周弼曾经在他的《鄱阳湖》一诗中是这样描写鄱阳湖:鄱阳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我昔乘槎渤澥间,眇视天溟坎蛙井。浪何为而起於青云之底,日何为而碎於泥沙之里。太极初分一物无,天水相包若鸡子。扬澜可供李白青州杓,彭蠡付与卢敖洗龟壳。斗大孤山没处藏,斸取来搘鼎铛脚。胸中八九吞云梦,似此蹄涔亦何用。安得快意大荒之东东复东,指麾鱼鳖骑苍龙。人们不难从他的这首诗里,读出鄱阳湖与众不同的气质与情怀所在。

      在历史的脉络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朝代的更迭,时代的变迁,受国家政治中心南移的影响,首先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上出现了两位几乎是同时代的文学大家,他们是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山鼻祖谢灵运与中国田园诗宗的陶渊明两个人。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这两股清新的山水与田园新风,从此吹遍了神州大地上的每个角落,引发了我国文学史上两次伟大的文学革命。

      自唐以降,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大量的政治文化人士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先后遭朝廷罢黜或贬逐后,被政治流放到了鄱阳湖上,颜真卿、范仲淹等人都曾先后被外放到了鄱阳湖上,做过饶州的知州、知府。

      鄱阳湖流域,自古以来就以“文章节义之邦”而名扬天下。在宋代以前,所出人才并不突出,除陶渊明之外几乎举不出其他有份量的文化名人,但在北宋中后期迅速崛起并完全取代了河南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如果单单就诗人而言的话,唐诗的大家尽出中州,而到了宋代,则转而为宋诗的大家尽在江西鄱阳湖流域了。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唐代,有著名的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四位诗人,其中杜、韩、白三位是中州人,李是四川人。而到了宋代,诗坛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四个人,其中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三个人是江西人,亦即是鄱阳湖流域人,只有苏东坡一个人是四川人,并且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了明代的中前期。况且,宋朝是华夏文化的造极之世,宋明时期又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二个诸子百家时代,令人可喜的是,在这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的文化人无疑是其中的主角,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以及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纵观两宋时期,鄱阳湖流域还有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闪耀在文化的天空里。在两宋时期,有众多文化巨子在鄱阳湖上喷薄而出,叱咤风云,开宗立派,引领文化的潮流,站在文学浪潮前头的还有:晏殊 、李觏、曾巩、杨万里、姜夔、文天祥,余廉、彭蠡、黄灏、曹彦约,鄱阳的洪浩以及洪适、洪尊、洪迈父子四人,都昌的冯椅与他的四个儿子冯去非、冯去辩、冯去疾、冯去弱一门五杰等人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也无疑是鄱阳湖流域人文辉煌灿烂、如日中天的极盛之期,并且为华夏文化之登峰造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中华文化的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元代至明初,鄱阳湖上的文化人,袭承宋代以来之文脉,在正统的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并且一直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自元代以来,仅鄱阳湖流域所出产的著名文化名人就有马端临、吴澄、虞集、罗贯中、罗钦顺、汤显祖、宋应星、魏禧、朱耷、蒋士铨、陈三立、文廷式、李瑞清、陈寅恪、萧公权、傅抱石等等,真可谓是中华文化宝库里的“洋洋大观”矣。

      因此,如何挖掘、探索,继承、发展和弘扬鄱阳湖地域文化,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鄱阳湖文学现象推介出去,就成了摆在每一个鄱阳湖上文学人面前的,既是一个现实的文学议题,同时,也是一个有待于鄱阳湖人去思考的,如何自觉承担起弘扬鄱阳湖文学的使命及其对它的责任维系。

      五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有责任,就一定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有使命,就一定会有人出来担当使命。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人文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自然现象。

      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当初,那些在鄱阳湖文学园地里的精神守望者们,在创立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之初,一定没有想到在日后会于不知不觉间,高高举起“鄱阳湖文学”这面地域文学的旗帜,并运用它来承载起弘张鄱阳湖文学的使命与责任担当的。但是,自从“鄱阳湖文学社”于1987年的金秋,在鄱阳湖上都昌县的都村——湖都城成立时起,他们已然在内心中毫不预知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在深层次的潜意识里,承担起了弘张“鄱阳湖文学”这面旗帜的重大责任,这便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撰写《弘张鄱阳湖文学旗帜》这篇檄文的由来。

      自1987年始,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份《鄱阳湖》文学报在鄱阳湖上都昌县城的诞生,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已经历尽千辛万苦,艰难苦涩地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的秋天,当鄱阳湖文学社经受了一十七个春秋冬夏的风侵雨袭,历尽了霜刀雪剑裂肤之痛的考验之后,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深痛之后,终于痛定思痛,自觉感受到了肩上所承载的责任时,她似乎已经隐隐地明白了自身的使命,于是,她便如浩瀚的鄱阳湖一般,尽情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放纵了因长久以来办社目的不明确、对肩负的使命不清楚而带来的压抑、困惑,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气,自觉地,毅然而然地给自己来了一个华丽的变身,告别过去陈腐、陈旧的观念,将貌似单纯的“鄱阳湖文学社”,正式升级更名为“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她已经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里,强烈地感到了身上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并且也深深地明白了应该在鄱阳湖文学研究的路上该怎么去做了。

      当全国第一届“鄱阳湖文学论坛”于2004年金秋在都昌县城东湖宾馆多功能会议大厅隆重召开之时,来自鄱阳湖周边南昌、九江、上饶、景德镇、鹰潭5市16个县、区以及省内外文化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文学爱好者70余位代表到会。会议讨论了鄱阳湖文学形成发展以及它的走势和所取得的成就。代表们还就鄱阳湖文学是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风格、应该如何在继承和超越传统上、如何在应对市场冲击等重大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代表都认为,在文学快速边缘化的今天,能够举办如此大规模的鄱阳湖文学论坛,的确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文学大事,文学的盛事。

      大会主席团决定,值此以后,鄱阳湖文学论坛将每年举行一届,第二届于2005年10月由新建县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接力主办。

      2005年11月,由鄱阳湖文学研究会、鄱阳湖周边5市17个市、县区文化局主办,新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承办的第二届鄱阳湖文学论坛在新建新都宾馆召开。来自省内外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及鄱阳湖周边市、县区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与会。江西科大繁星文学社部分社员作为唯一受邀高校代表列席会议。

      论坛指出,鄱阳湖文学论坛应该以出精品、出人才为己任,应该把目光更多地关注具有鄱阳湖地域特色的文学创作,关注描写鄱阳湖流域的文学作品,关注喝鄱阳湖水成长、书写鄱阳湖风土人情的文学人才,扶持和鼓励作家艺术家把红色文化写深,把绿色文化写美,把古色文化写活。论坛要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研究风气,使之成为鄱阳湖流域优秀文化艺术人才的好家园。同时,还要培育创造、创新精神,营造和谐的文创氛围,广纳贤才,把论坛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先进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而后,由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主导,在鄱阳以及南昌两县两地相继召开了第三届、第四届的鄱阳湖文学论坛,并同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尽管先后举办了四次鄱阳湖文学论坛,也在文学创作的领域取得了一些喜人的研究成果,但似乎在有关鄱阳湖地域文学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方面,特别是在鄱阳湖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没有能够积极地行动起来和深入开展下去,在整个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界,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学认识和文学观点,以至于鄱阳湖文学这一全新的文学概念和文学观点,没能被当代的人们所接受。

      故此,我常常在想,生活在鄱阳湖流域的人们,千万不要轻视这里的山山水水,鄱阳湖流域的沟沟汊汊里,流动着的不仅仅是鄱阳湖水,更是一种饱含生命意义的血液在汩汩地流淌。尽管鄱阳湖只是属于我们江西人的,但她同时也是属于我们全中国的,属于我们全人类的。因为她是我们这个人类世界里的唯一,绝无仅有的唯一。

      鄱阳湖区的地域风情,自然烙印着她自己深刻的自然历史文化的胎记,这便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鄱阳湖”的艺术领地,精神世界。

      我们不必去一味地夸大鄱阳湖的意义,也无须对文化的地域性积累,不加区分,不加边幅地固守己见,因为鄱阳湖文化和她的文学艺术并不仅仅只是存在于它的传统和历史中。在当代的文化与文学意识与世界的文化潮流越来越密切的广泛融汇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都被裹挟着卷入到了范围越来越广阔的文化融汇和文化认同之中,都在不可控的时光里渐行渐远。但是,无论人们走得多远,鄱阳湖始终都在呼唤着我们,温暖着我们的心田。鄱阳湖水,永恒地在我们这些子民的血管里奔流。

      有一种倡导叫“精神守望”,而那些坚持“精神守望”的人们,都是一些精神化的写作者。鄱阳湖流域,自然就有不少这一类的人们。他们在一贯的文学创作中,并不仅仅只是强烈地拥抱“鄱阳湖”这个“自我”,与此同时,他们也满腔热忱地拥抱这个人类生存的世界。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单是“精神”的,也是伟大的,博爱的。

      因此,我希望看到当代能有更多的鄱阳湖上的精神守望者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创作出“别人皆无,唯我独有”的地域文学作品,同时,还要在真正意义上,创作出跨越地域价值寓意的作品,从地域文化及其深层次去挖掘它内敛的,深蕴的丰富文化源泉,把握与人类血脉相通的自然与人文精神向度。故此,鄱阳湖人应该在文学创作中凸显出鄱阳湖人自己的艺术生命及其完备的艺术情感世界。

      值得庆幸的是,自第一届鄱阳湖文学论坛在鄱阳湖上的都昌县城成功举办之后,环湖的县区便迅速在环湖各地行动了起来,纷纷成立起了相应的鄱阳湖文化及相关的文学组织,鄱阳县在2005年成立的鄱阳湖文化研究会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时至今日,十几年来,鄱阳湖文化研究会也已经连续编辑出版该会的会刊《鄱阳湖文化研究》杂志数十期,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成绩。鄱阳县文联也在2012年成立了《鄱阳湖文艺》编辑部,并且已经连续出版了《鄱阳湖文艺》杂志快二十期了。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界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步入了一个极不平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一些对社会有着特别强烈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群体,这其中就包括广大的作家、诗人以及文化的批评家与文学的评论家们,他们积极地拿起手中的笔来,面对过去的社会生活现象进行深度的刻画、解剖吧,为当代中国留下了不少著名的文学篇章。譬如《第二次握手》、《冬天里的春天》、《北国草》、《雪城》、《色癫》以及《遥远的白房子》等等,这些文学名著,在很大程度上为再次掀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整体而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是以人的文学与艺术的文学为其发展的主潮流。而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浓烈商品意识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逐步构建完成,在现代商业文明与后现代化文明的双重影响与制导下,小说的商品化、世俗化和泛众化浪潮,日益严峻地对小说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构成了难以避免的解构与消蚀。那一时期的小说是以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不断繁荣来推动长篇小说的创作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 ,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 ,催生出了一代“伤痕文学”浪潮;莫应丰的《将军吟》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 以及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和陈国凯《代价》等,则率先开启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向着文学的本体审美性回归,这对当代文学界来说,的确是有着重大革命性的文学意义的。

      陈世旭就是在那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文学艺术界的杰出代表。他以创作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在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一举名扬天下,接着,他又以短篇小说《镇长之死》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这无疑在鄱阳湖文化及其鄱阳湖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为鄱阳湖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独有偶,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界,鄱阳湖流域的电影剧作家毕必成先生,以其电影文学剧本及其拍摄的电影《庐山恋》在国内热播而一举成名;以电影文学剧本及电影《乡情》《乡思》《乡音》系列,从而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电影人王一民先生等人,他们给中国的电影业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增添了新的文学活力,在中国电影界,吹起了一阵阵鄱阳湖上的清新之风,让人赏心悦目。以鄱阳湖流域本土作家陈世旭为代表的鄱阳湖文学创作群体,也在这一时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绩,令人仰为观止。

      尤为值得可喜的是,那个时期里,在陈世旭、毕必成、王一民等人的积极影响和带动下,整个鄱阳湖流域,全面掀起了一股文学创作的热潮,大有一种势无可挡的文学繁荣气象。仅在那时候的九江,鄱阳湖文学创作阵营的代表人物就有陈世旭、毕必成、王一民,以及我省知名作家赵青、李志川先生等人,为中国文化的繁荣,为鄱阳湖文学的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特别是在今天的当代中国,鄱阳湖流域已经产生了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摩罗,新生态文化与文学批评家张闳、张柠俩兄弟,小说家丁伯刚、李志川、吴清汀、张启元、张一英,影视剧作家王一民、赵青,微型小说家陈永林,短篇小说家陈然、樊建军,散文家刘华、刘上洋、江子、范晓波、石红许等人,他们无疑是当代鄱阳湖文学创作领域的先锋人物和领军旗手。

      对于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来说,2008年,既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迎来重大变革的一年,也是它自身集体大换血的一年,迎来它浴火蜕变,涅槃重生的一年。是年的6月26日,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在都昌县政协大楼的二楼小会议室里,隆重召开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换届选举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会议选举产生了以邵徽栋同志为会长,汪国山、邱林、傅鸿剑、许明亮、明然等人为副会长,潘敏祚同志任秘书长的新一届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领导集体。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在换届之后,便立马行动了起来。采取的步骤是:第一步是迅速恢复了《鄱阳湖》文学报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并在不久之后,让这项工作回复了常态。第二步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充分利用网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优势,积极和大力开展以鄱阳湖为载体的文学创作与宣传推广活动。

      自2008年9月始,明然利用在《小说阅读网》开文学博客的优势,趁兴邀请了鄱阳湖区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兴趣的朋友们一起来网上冲浪,先后邀请了徐红生、詹双喜、罗燕柳、利水福、余英俊、余叨桂、王建军、陈海底等一众都昌的文友们注册、入住《小说阅读网》。由于大家都是生活在鄱阳湖上的人,所以文字中表述与记叙、描述的大多是鄱阳湖区的风物人情,自然风光以及鄱阳湖区的人文生活状态和来自于对鄱阳湖的深度认知和肤浅的感悟。介于此种情况,在《小说阅读网》这块文学的天地里,就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以鄱阳湖为文学载体的文学创作群体,也可以说是一个鄱阳湖上的作家群体,在潮生浪涌的网络文学创作阵营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让人们认识和了解到了,在浩瀚的鄱阳湖上,有一群积极倡导鄱阳湖文学概念,并以此为己任的负责任者,一群以守望鄱阳湖为心灵寄托的思想者。后来,虽然大部分的人因为自身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没有能够在这方面一直坚持下来,但是,大家这种网络上的集体创作意识已经影响到了广大网民与大部分的读者,成为了网络上的一种鄱阳湖文学现象,这为鄱阳湖地域文学的创作和宣传推广做出了积极和看得见的贡献。

      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大家想到了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于是,大家又在心里谋划着对鄱阳湖文学,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来进行发动和宣传推广。2009年11月,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在网络上倡议和发起了“全国首届鄱阳湖文学散文大赛”,并于2010年9月圆满收官。所有获奖作品由赛事组委会编辑成《鄱阳湖文学(散文)作品选》一书,于2012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之后,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商定由明然负责在《一起写》网注册入驻,办起了一份大型的综合性纯文学季刊《鄱阳湖文学》的电子版杂志。尔后,通过一年多的文学编辑实践,于2011年6月,成功将《鄱阳湖文学》转换成了实体版的平面杂志,从此,《鄱阳湖文学》开始了用电子和实体两条腿走路的模式。

      在《鄱阳湖文学》杂志实体版创刊之后,为了更加充分,也更好地利用《鄱阳湖文学》杂志这个平台,鄱阳湖文学研究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来促进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工作。

      首先是利用《鄱阳湖文学》杂志这个平台,利用都昌三中的主体优势,在都昌发起了“都昌三中杯中学生作文大赛”。接着,又借势发起了“中国首届鄱阳湖文学陶渊明杯散文大赛”。这两次文学大赛的圆满收官,都超越了预期的收获。如今,在全国近二十个省、区,散落着数百名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他们已经成为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主力和中坚力量。

      十余年来,鄱阳湖文学文学研究会,不仅充分利用每一次与省内不同的地、市、县组织的文学交流活动机会,积极开展文学交流活动,还充分利用远赴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内蒙 、山东、云南等地参加文学交流的难得契机,对外大力推介独具特色的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然先生还曾经应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在文化专题节目《高朋满座》中,向全国听众隆重推介了我们的母亲湖——鄱阳湖及其独具地域特色的鄱阳湖文学。

      2015年,由明然先生创作的文史类散文集《鄱阳湖,从人文的深处走来》一书,在台湾独立作家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年底在台、港、澳等地的图书馆及门店和网店上架销售,这为对外推介鄱阳湖文化及其鄱阳湖文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宽阔道路。

      至2018年底止,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已经出刊和发行了《鄱阳湖文学》杂志32期,另有增刊2期,共计出刊是34期,计约460万字左右。出版发行《鄱阳湖》文学报58期,计约120万字左右。并创新性地利用鄱阳湖文学文丛的形式,先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明然所主编的《鄱阳湖文学——散文获奖作品选》散文集一部;由台湾独立作家出版社出版,明然所著的文史类散文集《鄱阳湖——从人文深处走来》一部;由白山出版社出版,高中柏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柴郎山,献羞湖》一部;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李辉柱所著的散文集《梦里水乡》一部;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卢家军所著的长篇小说《辽远》一部;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明然所著的地域文化散文集《梦幻都昌•水墨芗溪》一部;邵徽栋先生所著的散文集《博缘》一部,总计约230万字左右。

      2017年夏天,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老会长董晋先生,满怀豪情地将其在2008年换届退下来之后,于省城南昌另行注册的“鄱阳湖文学创作研究会”给改造升级为“江西省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与鄱阳县文联于2012年成立的《鄱阳湖文艺》编辑部、鄱阳湖文化研究会、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一起,稳稳地站立在鄱阳湖上的东、南、北三面,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鄱阳湖文化及其文学的研究阵营,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为今后繁荣和发展鄱阳湖文化,促进鄱阳湖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一个繁荣兴盛的崭新局面。

      如今,在广袤而又浩瀚的鄱阳湖流域,形成了一个以陈世旭、摩罗、张柠、张闳、王一民、赵青、李志川、吴清汀、张启元、丁伯刚、刘华、江子、范晓波、石红许、樊健军等人为代表的优秀作家队伍,以及小说作品《小镇上的将军》《镇长之死》《生死博弈》《悲烈排帮》《斜岭路三号》《鄱湖三女杰》《湖殇》;影视剧作品《乡情》《红云》《世纪大水》;文史类作品《河红万里》《鄱阳湖,从人文深处走来》《中国鄱阳湖》;纯文学期刊《鄱阳湖文学》《鄱阳湖文化研究》《鄱阳湖文艺》《鄱韵》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及期刊阵容,真可谓是洋洋大观矣。

      鄱阳湖上的文学创作氛围浓烈,创作热情高涨。在进入2019年以来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中国首个“鄱阳湖主题图书馆”以及“鄱阳湖文学研究陈列馆”均先后于“猪年”的元旦期间,落成在鄱阳湖上的都昌县城,这为我们适时地树立起“鄱阳湖文学”这面地域文学的旗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因此,面对当前这文学的新时代,文学的新挑战,文学的新机遇,文学的新崛起,应该是迎来了我们这些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工作者们,大胆且自信地高举起鄱阳湖文学这面大旗的最佳时候了,在此,我寄望鄱阳湖流域广大的文学工作者们,大家能够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加大挖掘和继承、发展鄱阳湖文化的力度,撸起袖子加油干,为丰富和促进鄱阳湖文学的创作,积极贡献力量,自觉地弘张起鄱阳湖地域文学这面不朽的文学旗帜,努力将鄱阳湖文学进行到底。

      本文标题:弘张鄱阳湖文学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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