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名家名作巴金
文章内容页

我的哥哥李尧林

  • 作者: 巴金
  • 来源: 转载
  • 发表于2018-09-11
  • 被阅读
  •   一

      前些时候我接到《大公园》编者的信,说香港有一位读者希望我谈谈我哥哥李尧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愿望,他们都是我哥哥的学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们谈论他,还仿佛他活在他们的中间,那些简单、朴素的语言给我唤起许多忘却了的往事。我的“记忆之箱”打开了,那么一大堆东西给倾倒了出来,我纵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们放进箱内,才好关上箱子,然后加上“遗忘之锁”。

      一连两夜我都梦见我的哥哥,还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醒过来我才想起我们已经分别三十七年。我这个家里不曾有过他的脚迹。可是他那张清瘦的脸在我的眼前还是这么亲切,这么善良,这么鲜明。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工作多少时候,但是我的漫长的生活道路总会有一个尽头,我也该回过头去看看背后自己的脚印了。

      我终于扭转我的开始僵化的颈项向后望去。并不奇怪,我看到两个人的脚印,在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南京,我们都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先在上海,后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以后我就开始了独往独来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一切由我自己决定。朋友不多,他们对我了解不深,他们到我住的公寓来,大家谈得热烈,朋友去后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为了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医生摇摇头,似乎说我的肺部不好。这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我并未接到不让参加考试的通知,但是我不想进考场了。尧林不在身边,我就轻率地做了决定,除了情绪低落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不会被录取。

      从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尧林还在那里,他报考苏州东吴大学,已经录取了。他见到我很高兴,并不责备,倒安慰我,还陪我去找一个同乡的医生。医生说我“有肺病”,不厉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绍我去找那个在“法租界”开业的医生(也是四川人,可能还是他的老师)。我在南京住了两天,还同尧林去游了鸡鸣寺、清凉山,就到上海去了。他不久也去了苏州。

      他在苏州念书。我在上海养病、办刊物、写文章。他有时也来信劝我好好养病、少活动、读点书。我并没有重视他的劝告。我想到他的时候不多,我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但偶尔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绪不好时,我也会想到哥哥。这年寒假,我到苏州去看他,在他们的宿舍里住了一夜。学生们都回家去了,我没有遇见他的同学。当时的苏州十分安静,我们像在南京时那样过了一天,谈了不少的话,总是谈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我忽然问他:“你不觉得寂寞吗?”他摇摇头带着微笑答道:“我习惯了。”我看得出他的笑容里有一种苦味。他改变了。他是头一次过着这样冷冷清清的生活。大哥汇来的钱不多,他还要分一点给我。因此他过得更俭省,别人都走了,他留下来,勤奋地学习。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觉察出他有一种坚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满足大哥的期望吧。在闲谈中我向他提起一个朋友劝我去法国的事,他不反对,但他也不鼓励我,他只说了一句:“家里也有困难。”他讲的是真话,我们那一房正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家里人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大哥正在进行绝望的挣扎,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两个兄弟的“学成归来”。在我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灭了。担子落在三哥一个人的肩头,多么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怜他,总摆脱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我们友爱地分别了。他送给我一只旧怀表,我放在衣袋里带回上海,过两三天就发觉表不见了,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给扒手拿走的。

      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做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大哥的答复是可以想象到的:家中并不宽裕,筹款困难,借债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话我听不进去,我继续写信要求。大哥心软,不愿一口拒绝,要三哥劝我推迟赴法行期两三年。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三哥写过两封信劝我多加考虑,要我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我坚持要走。大哥后来表示愿意筹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谈谈,让我们了解家中经济情况。这倒叫三哥为难了。我们两个都不愿回家。我担心大家庭人多议论多,会改变大哥的决定。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绩不大,还不如把旅行的时间花在念书上面,因此他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大哥汇了钱给我。我委托上海环球学生会办好出国手续,领到护照,买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轮离开了上海。

      出发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写道:

      你这次动身,我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以后你应当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越好。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的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兄年长、经验足,你遇事最好虚心请教。你到法国后应当以读书为重,外事少管,因为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应当特别注意,有暇不妨多运动,免得生病……

      这些话并不是我当时容易听得进去的。

      二

      以上的话全写在我住院以前。腿伤以后,我就不可能再写下去了。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哥哥的形象仍然时常出现。我也想到有关他的种种往事,有些想过就不再记起,有些不断地往来我的眼前。我有一种感觉: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于是我找出八个月前中断的旧稿继续写下去。

      ……我去法国,我跟三哥越离越远,来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来到巴黎接触各种新的事物。他在国内也变换了新的环境。他到了北平转学燕京大学。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过隐居似的学习和写作的生活。家中发生困难,不能汇款接济,我便靠译书换取稿费度日,在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寄食寄宿,收费很少。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偶尔也寄钱帮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国的路费就是他汇给我的。

      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单是一个“苦学生”,除了念书他还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学家中当同学弟弟的家庭教师,领一点薪金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诉苦,也不悲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来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

      一九三○年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考进了南开中学做英语教师。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英语和英语教学,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他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走马上任”。

      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他主动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吧。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去年我的侄儿还回忆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汇款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从天津来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后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样,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们在一起没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的小说《激流》早已在上海《时报》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大的牺牲。后来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学季刊社,他也来看过我。同他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我过去所想象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他甘心做一个穷教员,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看电影是他惟一的娱乐;青年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为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轻时候的勇气和锐气完全消失了。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纯真。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过爱情,他总是认为自己穷,没有条件组织美满的小家庭,不能使对方幸福。三十年代我们在北平见面,他从天津来参加一位同学妹妹的婚礼。这位女士我也见过,是一个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别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给她找了对象,订了婚,却不如意,她很痛苦,经过兄妹努力奋斗(三哥也在旁边鼓励他们),婚约终于解除。三哥很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会同意婚约,看不上他这样一个穷女婿。总之,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姑娘后来另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订了婚。至于三哥,他可能带着苦笑地想,我早已放弃一切了。我可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啊!

      他去“贺喜”之前,那天在文学季刊社同我闲聊了两三个小时,他谈得不多。送他出门,我心里难过。我望着他的背影,虽然西服整洁,但他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老!

      三

      一九三九年我从桂林回上海,准备住一个时期,写完长篇小说《秋》。我约三哥来上海同住,他起初还在考虑,后来忽然离开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来了。事前他不曾来过一封信。我还记得中秋节那天下午听见他在窗下唤我,我伸出头去,看见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几乎不相信会是他。

      他就这样在上海住下来。我们同住在霞飞坊(淮海坊)朋友的家里,我住三楼,他住在三楼亭子间。我已经开始了《秋》,他是第一个读者,我每写成一章就让他先看并给我提意见。不久他动手翻译俄国冈查罗夫的小说《悬崖》,也常常问我对译文的看法。他翻译《悬崖》所根据的英、法文译本都是我拿给他的。我不知道英译本也是节译本,而且删节很多。这说明我读书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对任意删改别人的著作,却推荐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说,浪费他的时间。虽然节译本《悬崖》还是值得一读,他的译文也并不错,但想起这件事,我总感到内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后我动身去昆明,让他留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我同他一块儿在上海过了十个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还没有结婚,萧珊在昆明念书,他仍是孤零零一个人。一个星期里我们总要一起去三四次电影院,也从不放过工部局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我们也喜欢同逛旧书店。我同他谈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触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声言笑,但是对孩子们、对年轻的学生还是十分友好,对翻译工作还是非常认真。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现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责备自己关心他实在不够。他究竟有什么心事,连他有些什么朋友,我完全不知道。离开上海时我把他托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陆蠡,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们两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轮船不住地挥手。他们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还送到昆明。

      这以后我见到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终未断。这些信一封也没有能留下来,我无法在这里讲一讲三哥在上海的情况。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刚在那里定居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断绝了。

      日本军人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到处捉人,文化人处境十分危险。我四处打听,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谣言很多,令人不安。听说陆蠡给捉进了日本宪兵队,也不知是真是假。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报告平安,但从字里行间也看得出日军铁蹄下文化人的生活。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当久,终于到了我眼前。我等待着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离开了桂林,以后也没有能回去。

      我和萧珊在贵阳旅行结婚,同住在重庆。在重庆我们迎接到“胜利”。我打电报到上海,三哥回电说他大病初愈,陆蠡下落不明,要我马上去沪。我各处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过了两个多月才赶回上海,可是他在两天之前又病倒在床上了。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旁边。据说他病不重,只是体力差,需要休养。

      我相信这些话。何况我们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业余医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进医院,我也就没有坚持送他去,后来还是听他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帮忙让他住进了医院。没有想到留给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事后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进医院,他的病是不是还有转机,他是不是还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后悔,我责备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七天中间他似乎没有痛苦,对探病的朋友们他总是说“蛮好”。但谁也看得出他的体力在逐渐衰竭。我和朋友们安排轮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过他一个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两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他忽然张开眼睛叹口气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我问他讲什么。他说:“我有很多话。”又说:“你听我说,我只对你说。”我知道他在讲胡话,有点害怕,便安慰他,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他又叹口气说了一句:“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两眼,于是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病床时,他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个“好”字。这就是我们弟兄最后一次的见面。下一天我刚起床就得到从医院来的电话,值夜班的朋友说:“三哥完了。”

      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黄瘦,两颊深陷,眼睛紧闭,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来不及说出来。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我为什么不让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呢?

      下午两点他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入殓。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边,拉着我要说尽心里的话。他说谈两个星期就可以谈完,我却劝他好好休息不要讲话。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因此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只是对朋友太太讲过要把“金钥匙”送给我。我知道“金钥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良而颁发给他的。他一生清贫,用他有限的收入养过“老家”,帮助过别人,这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钥匙”是他惟一珍贵的纪念品,再没有比它更可贵的了!它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贫的生活,它使我今天还接触到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他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了,我们用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请钱君匋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时,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有时我们发现瓶中已经插满鲜花,别人在我们之前来扫过墓,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人远远地看见一位年纪不大的妇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后来花瓶给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边,成了斗争的对象。严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听人说虹桥公墓给砸毁了、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当时我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八月十日写完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本文标题:我的哥哥李尧林

      本文链接:http://www.wenxuewang.cn/mingjia/bajin/150857.html

      +1
      100
      赞一下

      网友评论

      验证码
      • 评论
      0条评论
      • 最新评论

      深度阅读

      • 您也可以注册成为草根文学网的作者,发表您的原创作品、分享您的心情!

      巴金简介

      巴金
    •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1981年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设想。1985年3月主持开馆典礼,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杂志、报纸、手稿、书信、照片、文物捐给了文学馆,共7665件。